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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者”首先是个“好听者”
作者:记者考试网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字体:

       本文是曾因报道中国河南艾滋病村而获普利策奖提名的《纽约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
Eliz-abeth,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跟一群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进行的对
话。Elizabeth本科是斯坦佛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
。由于爱好新闻写作,一开始当自由撰稿人,10年前正式被《纽约时报》录用为记者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先向大家介绍了Elizabeth的基本情况,然后透
过一个投影仪,打开《纽约时报》网页搜索ELIZABETH所写的文章,查找结果竟然有
600多篇,,使得在座的同学们都惊讶不已。Elizabeth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她在北京
的工作情况,然后回答了学生提问。


在中国调查越来越容易了

       Elizabeth: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来。作为一名美国记者,我觉得
我有责任告诉美国人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五年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只
有一个记者,但现在我们有好几名,还有一名在上海,一名在香港。我的爱人Eric主
要管政治报道,我主要管经济和社会报道。我是1998年来的,那时采访非常辛苦。不
仅限制多,而且百姓不愿被外国记者采访。但在这四年里,百姓开放多了,他们不仅
愿意接受采访,甚至还主动打电话跟我们complain(发牢骚)。所以,我们现在调查也
变得越来越容易,数据也越来越可靠。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我们现在的办
公室里能看到《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报纸杂志,一旦我们对它们所
刊登的题材感兴趣,就会给他们打电话,而他们也愿意帮助我们联系。总体说来,我
的工作很辛苦,但是很有意思,况且我们现在的环境也好多了。我不清楚你们还想知
道些什么,所以我更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学生:在采访的时候,当地政府肯定都希望您能说些好话,多报道光明的一面。如果
您不这样做的话,他们是否会干扰您的工作,妨碍您接近信源呢?

  Elizabeth:有时候我们通过当地政府,有时候不通过。在北京,外交部的官员
很好,他们了解外国记者的工作是什么。可是大部分地方政府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
,你写好写坏,他们不管,他们都害怕,可能是因为他们好几年都没有跟外国记者联
系,不知道外国记者的工作是什么样吧。尤其是去农村比较难,当地政府,不能说是
全部,但也是很多,都不大喜欢外国记者。还有,如果你比较正式地申请,他们一定
说不可以来采访,但如果你亲自到当地去问我能不能采访,这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一
个活生生的人,很多就会说可以可以、没关系。

       耐心:重要的采访技巧 

       学生: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您是如何拉近您跟采访对象的距离,让他们把心里话说出
来呢?

       Elizabeth:(笑)这个问题在美国和在中国是一样的。我自己的看法是,大部分人都
不愿意说心里话,都想把自己的想法减一点、编辑一点,我的意思是edit whattheythink
(编辑他们的思想),尤其是对一个外国记者。我想,我当过大夫的经历对这个问题比
较有用。那时,我在一个急诊室工作,你碰到的都是你以前一点都不认识的人,这些
人可能是吸毒者或者是露宿街头的人。可是你得采访他们,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从这个经历来说,我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应该有耐心,不是一上来就问,“你对两会
有什么看法”。没人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些人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就是认识一
下,不是采访。以后我再跟他们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可不可以比较正式地采
访你?”我跟李(希光)老师说过,我第一次跟人见面,我不在乎可不可以用他的名字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会告诉我真正的情况。所以,我平时就是聊天,多了解了
解这个人,多了解了解当地情况。有时候可以说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最后可能还是
会说不可以正式采访,不可以用我说的话,不可以用我的名字。但我觉得这段时间不
是浪费,是非常有用的,因为通过聊天我可以看到真正的情况,后来我总可以找到一
个人正式地接受我的采访,可以当代言人。这就是我自己的办法。但有时也不能用,
因为时间太短的缘故。比如纽约总社编辑晚上10点给我打电话,要我马上写文章,这
样就没办法了。那我只好给认识的专家打电话,采访他们,因为我知道这些人比较可
靠,而且他们比较愿意跟我说心里话。

       学生:您会不会重复引用信息源吗?我的意思是,您会不会这星期采访了这几个人,
把他们的话用到了文章里,然后下周报道另外一件事时又去采访这几个人呢?毕竟认
识的人总是有限的。

       Elizabeth:要是上个礼拜我们用了这几个人,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肯定不能用。现在
我们在这里已经呆了4年了,我们认识的人比较多。消息是消息,社会调查是社会调
查。比如今天的消息,外交部有新闻发布会,或者联合国艾滋病组织发布了什么报告
,我要写篇这样的报道。这样的文章比较容易,因为看看这个报告的内容,然后给一
两位专家打电话就行了。上个礼拜有些朝鲜人在韩国大使馆的那篇报道,也是比较容
易。这个不用调查,是比较具体的内容。新华社的那条消息过于简单,没说那些人是
谁、他们去哪儿了。于是,我就给韩国大使馆打电话、给专家打电话,还有两个朝鲜
人在加拿大大使馆。这对我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我不认识加拿大大使馆的人,不
太认识韩国大使馆的人,可现在经过这次采访就比较容易了。

       负面报道的目的:提出和解决问题

       学生:从新闻价值的角度讲,负面报道更吸引人一些,那么你在作选择时是不是更倾
向于负面报道呢?

  Elizabeth:我们一直都在适时地协调正面和负面的文章。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
题。我看在纽约也是这样。一个礼拜写了两条关于人权的新闻,我下个礼拜要报道比
较正面的事情。因为,我看很多美国人都不了解中国,觉得中国一定有问题。所以我
们一直要协调正面和负面的文章。我知道有些中国人肯定会觉得(《纽约时报》)负面
的文章太多了。在美国老百姓也有这样的抱怨。他们说,为什么这个报纸一直都有负
面的文章?我想,这是不是美国媒体的特色?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支持政府的政策。我
看,在美国大部分文章关于纽约的事情,关于洛杉矶的事情,都是负面的。可是我不
太喜欢这样有负面色彩的文章。我觉得我们是在客观地分析一个问题,没必要去批评
,我们提供的应该是解决方案。我在纽约当医学记者的时候,报道过这样的事情:1991
年1992年一些纽约的大 医院对没有钱的病人的态度很不好。我报道了好几次,我知
道这对这些医院来说是个大麻烦,但我的目的是好的,是让他们多帮助这些没钱的人
。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即使没有钱,大医院的急诊室也应该接受,但实际情况是他
们会说:“你走,你走!”我的目的不是批评,我的目的是提出真正的问题。还有关
于艾滋病,也有人说这是批评文章,这是负面报道,可是我想应该提出来,告诉大家
这些农民得了病,没有钱治病。我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没办法让别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
,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关心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声音的人”

李希光:从前《纽约时报》在莫斯科的记者有不少,给莫斯科的版面也比给北京的多
(我指社会新闻)。但现在《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的社会新闻的报道超过了对莫斯科的
报道,是不是说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超过了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关注?

  Elizabeth:美国读者比较关心中国社会方面的事情。你知道,在美国的大城市
里有很多中国来的人,这些城市的居民想要多认识一些中国。还有,他们觉得中国是
个未来的国家,而俄罗斯是个以前的国家。还有,中国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个“没想到
”的国家。很多美国人知道中国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GCD国家,但对中国的认识
还是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饭馆、中国的年轻人有这样的
看法、有这样的活动。所以,我想还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北京,从美国来的旅游团越
来越多。我上次坐飞机去广州就在机场看到不少。在美国很多人都对中国很有兴趣。
他们开始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前美国人了解中国都是通过媒体的政治报道
,他们不太了解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李希光:在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写了《西行漫记》,到了80年代,《纽约时
报》资深记者索尔茨伯里写了《长征路上的新故事》。如果今天,让您重走长征路,
您会采访什么样的人?会把焦点放在哪里呢?

       Elizabeth: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对那些没有“声音”的人,比较穷困的人(也
就是“弱势群体”)比较感兴趣。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他们的生活比起以前是变得更
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这在中国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些好的方面,但也还是会有
些问题。比如生活条件好了,但可能卫生医疗条件还是很差。

       好记者首先是个好听者

       学生:如果让您去长征路上对藏区做报道,您会关注哪些方面呢?

  Elizabeth:我知道那是个很贫困的地方,首先肯定是贫困问题。可是也要知道
他们对信教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自己不清楚宗教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我想知道对他
们来说,是解决经济问题重要,还是宗教信仰重要。我不喜欢采访时对我采访的对象
和事件带着什么成见。我认为,想好怎么开始和确定采访重点就够了。好的新闻记者
应该是好听者。如果很赶,你就得不到好的材料。如果我去长征路上的藏区,第一个
问题肯定是问:“你们生活得怎么样?”而不是说,我们只有五分钟,说完我们就走
。我觉得做记者应该有耐心,因为头5分钟他们可能不会说心里话。可是要是他们知
道你对他们是真有兴趣,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开放。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但有些
人也许只是想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问他们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你问的问
题不是他们提到的问题。我们以前的总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记者,但是他很内向,不
怎么跟人聊天。我很奇怪他这样内向的人怎么能做记者,但我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个
很好的倾听者。  

       必须说明新闻来源

       学生:假如您的采访对象不想让您引用他的话,您会怎么处理呢?您有哪些技巧呢?

  Elizabeth: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在中国和在美国都是如此。可能跟他们的
工作有关系,可能跟他们的性格有关系。他不要我引,那我就不引。不过我可以说,
我不提名字,只用姓。在中国这么做有好处,因为很多人姓张,姓王,姓李。但在美
国这不是好方法。就算这么做了,可能还是不行。比如我去采访同性恋。头两次去我
说要采访都不行,但聊了两次之后,第三次去他们就同意了。别人说你不可以用我的
名字,那你就不能用。别人说你不能引用我说的话,那你就不能引。有时候这样是很
辛苦,因为你又得重新找人采访,让他们说话。但这么做是必须的。因为这涉及到信
誉问题。那些在引语方面出问题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从前没有处理好,别人不希望他引
的时候他引了,就破坏了信誉。所以你必须维护这种信誉。人们会说,你可以相信这
个人,如果你说不希望他用你的名字,他就不会用的。有的时候你会因此失去一些东
西,但最终你会得到很多。我们报纸跟有些报纸杂志的区别就是我们有规定不可以用
假名。不过,我有时候觉得我去采访时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自己会给我假名。

       (学生:像《华盛顿邮报》处理水门事件那样,说“据消息人士说”可以吗?)有时候
《华盛顿邮报》可以这么写,我们就没法写。《纽约时报》是不允许的。“消息人士
”是个很抽象的说法,必须说明来源是什么,比如“据一个看到此文件的人说”、“
据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说”等等。

       获得普利策奖不是我最重要的理想

       学生:这次的普利策奖《纽约时报》是最大的赢家,您有没有想过自己什么时候能得
这个奖?

       Elizabeth:(笑)我很荣幸去年我写的艾滋病报道获得了提名。那个奖的确很重要,
但也跟媒体政治有关系。所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不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理想。要是得
了普利策奖,我肯定也是很高兴。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到自己写的文章有比较
具体的结果(影响)。所以在《纽约时报》,每个人都说我们是很好的报纸,因为这次
普利策奖评选我们得了很多奖。这对我们的股票很有好处,我们得了很多奖,我们的
报纸也就有了很多钱。所以报道阿富汗战争时,很多报纸没钱派记者到那儿去,而我
们派了前后有10个记者。所以,我们有些优势。

       学生:您刚才提到了做记者要有耐心,要有好奇心,有同情心,那么您觉得做记者最
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Elizabeth:很多东西都要综合起来才行。不过,首先是要做个好听者,能够和
别人进行很好的交流。然后要做个很好的叙述者,可以讲出很好的故事。我可以举个
例子:我以前是在急诊室工作,做医生和做记者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说他们的生活
有很大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你可以突然进入一个陌生人的生活,你以前一点都
不认识,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你同样需要了解他们现在的情形,对他们来说什么
比较重要。在急诊室里发生的故事,很多都是社会问题或是医疗问题,这很有趣。如
果你能利用他们想要打开心扉的渴望去帮助他们,这将是很好的机会,也是你的荣幸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见是,别只采访专家,就像我刚开始那样。我头一篇《纽约
时报》的文章是关于白血病骨髓移植的,我写了很长一篇报道。可文章出来以后,编
辑说:“你看这篇文章2000多字,可你没采访一个病人,全是专家。”采访专家固然
很重要,但也该找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让故事更加鲜活。

信源的重要性:记者如何获取新闻

       学生: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报纸?

       Elizabeth:我有时对《纽约时报》不满意。评论和新闻是分开的,有时候报纸的言
论版写的中国评论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生气,因为他们事先没跟我们打听一下,想写什
么就写什么。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跟我们这些在中国的记者完全不同。可是我看
每个驻外的记者都会和在纽约的评论家有这样的矛盾,不过有些评论就很好。总体来
说不错,但是也有缺点。现在《纽约时报》换了新总编,他对政治新闻更感兴趣,但
我的爱好在社会新闻,有时会让我感到一点失落。我想说的是,他们对信源要求很高
,强调记者是怎么得到这消息的。所以,这份报纸很可靠。

 第二个优点就是记者有很大的自由,尤其是在国外,基本上不会说你该报道这个,
不该报道那个,大部分由我们决定。只是现在的总编对政治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有可
能在第一版看不到我自己写的(社会)新闻,而是在后面的版面上。 

       学生:您在中国采访的交际费用与在纽约相比如何?

  Elizabeth:在中国要好多了。在纽约,你请人吃饭一定不能超过10美金,但这
是很难的。我在中国可以开很多收条,在纽约他们根本就没法知道这些收条是什么,
所以都给我批了。(问:你采访能给人送礼吗?)噢,不可以,不可以。(学生:我是说
你在写那篇艾滋病报道时。)嗯,这要看情况。我去某地采访,看到那些人很可怜,
我写完文章之后,还会跟大部分人保持联系,想知道以后情况是否有所好转。我在河
南采访时,碰到一个小孩,他有结核病,又是孤儿,所以我最后给了他些钱,让他去
看病。你去那儿采访是不可以直接给他们利益的。(学生:那么有没有人会给你钱,
贿赂你呢?)没有,没有。可是有些农民跟当地政府有些矛盾,他们要我过去采访他们
,采访完之后会给我些水果,但我一直说,按我们的规定不可以收这样的礼物。我告
诉他们我报不报道你的事情跟你是否给我水果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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