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法上：画面晃动不等于纪实
在这次报送的评选节目中，与三年前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镜头比以前更稳了，“用架子拍，”可以说被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者所认同。《小小读书郎》、《空山》、《潮汕民居》、《狮子山、玉门关》、《荣氏兄弟》等都是画面工整的极品。
尤其需要提级的是《井底村三姐妹》，山西电视台的编导胡志远，连续4年抗着三角架，来到大山深处的井底村。可以这样说，这部纪录片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用架子拍的，而且在用光上也十分讲究。还有《龙船日记》，尽管这部纪录片表现的是龙舟赛这样动感很强的内容，但创作者仍把工整的画面和流畅的蒙太奇剪辑，呈现在观众面前。
相反也有一些作品，选材好，故事也好，但就是镜头不稳。这里有个操机水平问题，也有对什么叫纪实的理解问题。笔者曾问过一个参评的编导，好端端的一个保护侯鸟的节目，为什么镜头老是晃呢？回答说，“为了增强节目追踪拍摄的纪实性。”
可以说，这是一个创作手法上的误区。我们都知道，电视节目是拍给观众看的，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要是觉得画面总是在来回抖动，看着不舒服，是肯定要换台的。做电视节目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让观众看清楚、看明白、看下去……，可是如果为了纪实而晃动镜头，只能影响节目自身的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收视效果。
镜头晃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摄制人员“懒”。该用架子的时候不用架子，使该稳的镜头不稳。这次四川阿坝州电视台送的一个纪录片《桃坪古堡》，选材是上好的，内容也新鲜，可就是拍摄时很少使用架子。本来这种人文类介绍古堡的节目，应该是很好看的：大山、古堡、民俗……，很有发挥画面语言的余地，可是由于摄制者很少使用架子，使节目的工整性受得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这部纪录片入了围，但评委们都为该片没有进入大奖而觉得惋惜。象《咱当兵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山头秀才》等节目，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尽管谈了不少纪录片创作上的误区，但我仍认为今年“中国纪录片大奖”的作品质量，远高于以往任何一届。《非凡21小时》、《布达拉宫》、《复活的军团》、《回家的路有多长》、《远望神州》、《陈小梅进城》等，不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而且完全可以与国际上的一些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特别是一些小台，进步的幅度尤其大。象义乌电视台拍摄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金华电视台的《10小时生命大营救》、宜宾电视台《抢救白鲟行动》、湛江市委组织部的《本色》等。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电视产品供人民群众愉悦欣赏；我们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的电视作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更需要大量的电视精品问世，已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理念上： 平民化个性化不是随意化
近几年纪录片的创作越来越崇尚个性，它要求用平民视点观察和拍摄平民生活。笔者认为，与其说这种创作观点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纪录片采集方式，倒不如说它选择的是一种立足于民间的个性化创作态度。这种态度主张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以平等的眼光、平静的心态、平和的意识、平实地纪录普通百姓的生活细节和生存状态。这种“独立思考”的个性选材方式，打破了过去一些电视媒体把国家大事、英模人物、重大事件作为纪录片创作准则的框框，更多地溶入了“平等记录”和“客观纪实”。
比如浙江电视台拍摄的《阮奶奶征婚》，纪录的是82岁的安徽人——阮奶奶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最后挑选了一位75岁的南京老伴结婚的故事。虽然片子在近半年的纪实拍摄中，展示的内容都是阮奶奶如何选对象，如何对待反对她结婚的儿女等，并没有触及到上层的政治经济等，但它着实让观众的眼球过了一把隐。象这样的纪录片，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增进了理解、勾通和相互尊重。它体现的是一种必要的人文关怀，同时也表现了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尺度。也就是说“平民视点”的纪录片有它特定的创作个性和情感表达方式，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务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但是平民化、个性化绝不等于随意化。当有些纪录片，特别是个别的DV纪录片，把流浪汉、三陪女、乞丐一族，甚至是同性恋者作为题材拍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这些题材是不是中国社会主流？这些选材相对于其他的“社会底层”，如：打工族、下岗职工、农民、保姆等，毕竟也是极少数。在中国，如果把所谓的“平民视点”，都对准这些人，实际上是反映不了中国社会“底层”的。而且他们的生活生存方式，也的确“另类”，与主流生活，发展着的中国社会极不和谐。尽管这些纪录片作者是用平民的视角、平民的心态、平和的方式去拍摄制作，节目也很真实朴实，也接近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是观众所要看到的主流，而中国社会也并非如此。所以笔者认为，选择上述题材并不是“平民视点，个性化创作”的初衷。注意：当我们注意：当我们强调平民化个性化不是随意化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求每部纪录片都必须是“喉舌化”。只有处理好他们之间的辨证关系，才能使创作出来的纪录片好看、好播、好卖！
那么什么是“平民视点，个性化创作”呢？平民化实际上是一种创作思想和思维品质。即：用平民视点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具备大众意识，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个性化创作的结果，也决不是在社会底层寻找“另类”，而是指创作者的视野更开阔，作品更具有独创的风格，更贴近人民群众。
现在，在主流媒体里制作纪录片的编导，我们不必担心他们的作品“另类”，到是个别独立制片人的作品选材令人担忧，因为大部分是独立的纪录片爱好者（包括个别DV人），所以从生存环境上来看，他们是徘徊于主流媒体边缘的。他们的选材往往不受时事政治的影响，也没有表达某种思想政策的压力，所以他们可以用更从容、更自由的方式来选取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平民化、个性化与随意化、自由化混同起来。我们可以确信，随着创作纪录片人群的不断发展扩大，纪录片作品一定会从社会的“角落里”走出来，它的“平民视点”更贴近生活，它的“个性化创作”更富有人文关怀，它的收视更能融入社会，并最终登上大雅之堂。